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密局盛衰录(一) - 图文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密局盛衰录一、军统局变保密局1945年10月间,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作地位。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同意取消特务机关。这时全国舆论呼吁:取消特务机关,还人民的自由!戴笠这个军统头子似乎也有自知之明,抗战胜利后,军统组织难于以原样这样维持下去,打算化整为零,继续死命效忠蒋介石,但是计划没有实行,就在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戴笠一死,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立即就有人提出裁减军统组织,乘机来捞一把,或是泄私恨。CC派陈氏兄弟,希望整垮军统而扩大中统势力。陈诚一向与戴笠不和,做军政部长时就留难军统经费上的开支,如今更想乘此良机扩大他的张振国特务系统,把军统兼并过来。财政部长孔祥熙忌恨戴笠杀掉了给自己弄钱的心腹林世良,现在戴死于非命,正好对军统报复。原复兴社的“老太保”如康泽、贺衷寒等想借机插手军统,抓实权,所以也跟着喊“裁减军统”。军统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中,但由于有蒋介石的格外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蒋嫡系实力派的支持,终使军统改头换丽保存下来了。蒋介石决心留着军统,以维护他的特务统治,但认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块牌子名声实在太臭,不能再用下去了。1946年夏,“军事委员会”撤消,因此“军统局”同时被扔进历史垃圾坑。换块什么牌子昵?毛人风与郑介民、唐纵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改称为“国防警察局”。蒋认为此名称不适合军统特务组织工作职权范围,而且使原来的特务活动更受到限制,没有同意。毛人风很清楚,蒋介石的良苦用意,就是戴笠生前那一句话:“我们今后要勒紧裤腰带,对付‘阴暗’的敌人。”就是指共产党。反共反人民这个本质不能变更,特务统治更要加强,于是名称上偷梁换柱地改了下而已。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改称为中央党员通万 方数据竺!竺兰兰囹讯局,而军统局则一分为四: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交通部警察总局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军统局虽四分,但实质上仍然由保密局统领。保密局正要“归宗”时,国防部却已对其隶属的各厅、局的名称、编制、名额、经费等都已计划定局了,而保密局是最后提出来的,有蒋介石的旨意,只好划入编制,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自从戴笠死了后,蒋介石一直担心军统组织这条特殊又特殊的线是否因此断续脱链。在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主要考虑的倒不是什么名称,而是戴笠的继任人——这个人能否把原军统留下来那个庞大又复杂的摊子收拾好,加以发展,以继续效忠他那危机日增的独裁统治。第二,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预算外的庞大开支,以后如何解决。戴老板在时,军统局庞大开支,是没有预算定额的,主要来源有“非法”印制汪伪银行的“储备券”、走私贩毒、向汪伪出售军用品等,只要能搞到钱,军统无所不为,但这套办法在战后行不通了。蒋介石曾多次找郑介民、毛人风,谈保密局的开支问题。除预算外,他们动了几方面脑筋,财源计有:——军统局及各地组织,“八一五”后抢收各地敌伪现金财宝,一律不用交政府敌伪产业管理局,归保密局自己支配。——“劫收”来的部分敌伪企业及中美合作所剩余物资,也交保密局经营和使用。——加派蒋身边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与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组成一个“四人委员会”,共同主持企业经营工作。——将军统从沪、平、津、京等城市“劫收”敌伪产业和中美所剩余物资2000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无线电器材等集合起来,组建成一个“三有公司”(当时人们讽刺三有公司为“有钱、有势、有人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任董事,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据我所知,当时隶属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的有: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兼任经理;开设在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由军统摄影师、原重庆珊瑚坝飞虹照相馆经理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及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公司,拥有中美合作所留下来的新式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生意。南京江南汽车公司是长途汽车公司,早在抗战前就营运,胜利后重振旧业,恢复营运。保密局看中它,想将中美所留下的2000辆十轮卡车,改装500辆为大客车,与之合营。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害怕惹不起这群特务,谈判没有成功。上海方面有:原敌日产业东方渔业公司,拥有渔船40艘,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库,保密局派郭先纯负责经营;500辆美式十轮大卡车组成启明运输公司,专营上海附近各公路线上货物运输,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家大型锯木厂、一家三夹板厂,以及大批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建材,也都交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有:一家从敌日手中接收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个中型旅馆、几个仓库。在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都由军统一直在华北做生意的白莲丞经营。三有公司除经营以上企业外,还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又充裕,人员亦可随时调配,更有许多特权和社会关系,具有许多民间资本家所无的优越条件,兴风作浪,获取暴利。还都南京后,蒋介石装扮“民主”姿态,觉得仍由自己直接批发大量特务经费,怕给人以口实,乃煞费苦心布下了这一着棋。岂知那些军统特务干生意虽然外行,捞钱却在行,都一个样的挖空心思地把生意拉上自己的私帐,很快个个腰缠万贯,成了十足的官僚资本家。蒋介石发动内战,物价暴涨,币值狂跌,“三有公司”的特务老板在现金上运用一进一出手段图暴利,又大发横财。反人民内战全面铺开后,蒋介石撕下假民主面具,要求保密局全力以赴投入内战,让它把“三有公司”产业全部出卖,不再经营,经费仍由蒋自己批发。到这时,保密局实质上恢复了军统“传统”。间发展到顶峰。军统成了蒋介石核心机构的最大特务机关。再看一看人数,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有50000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编制内领取薪津的,在后方有17000多人,在沦陷区约有6000多人,在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在这25000多名特务之外,还有由各地组织自行运用的义务通讯员、运用通讯员、特约通讯员等(均可自行申请或自由淘汰),并未计入军统局特务总人数中。除此之外的同样人数的军统特务,则分列在军统组织掌握的公开单位里,他们的薪津则由所在单位开支,不用军统局负担。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双十协定”中提出坚决取消特务机关的动议,全国进步舆论也大声疾呼撤消特务统治。1946年3月,在戴笠死后重庆军统局最后一个“四一大会”上,蒋介石训话道:“戴局长不幸因公去世,对党对国家对你们组织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各位同志在戴局长的领导下,干出了一些惊天动地事。今天戴局长去世了,你们以后的工作,就由我亲自领导!”所以蒋介石是坚持要将军统组织保存下去的。他当即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升毛人凤为副局长,要他们维持军统组织现状。然而在军统局内部,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戴笠在世,特务头子们慑于他的淫威,虽多有磨擦,但暗而不露,如今老板死了,立刻发生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争斗。以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为首,军统局内公开形成广东派、浙江派、湖南派三派分野。粤籍的特务头子和曾经留苏的那些军统首要分子都渐渐集中到郑介民一边,如张炎元、吉章简、张纪勋、王新衡、谢力公、兰景中等;而一些江山籍和戴笠做班主任的各训练班毕业生中的核心人物,则被毛人凤拉去,如叶翔之、王惟一、赵斌成、徐风、文子瞻、周念行等;一大批湖南籍特务和过去对毛人风不满者,都靠向唐纵,如张严佛、李肖白、金远询、李人士等。这三派并没有什么组织形式,不过是在争权夺利中,出于自身利益,互相拉拢、互相利用而已。郑介民被任为军统局长后,他兼职很多,只想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以军统作桥梁,进一步升官发财,并不打算一辈子做特务头子。毛人风个人出身仅是中学生,学历比郑、唐差多了,但他一直是戴笠的“管家”,对军统内部上作、组织人事及经费收支等都十分熟悉。戴等牛前曾向蒋介石特别推荐过毛人凤,蒋也希望毛能多负点责任。毛自知不能兼任到高一级公开官职,所以择定一牛}:这{J:特务工作,倒也“实事求是”,正合蒋介石的要求:保留军统,继承戴笠留下的基业。唐纵一向谨慎,他的主张与郑介民颇相似,希望军统缩小目标,而自己借机升官发财,所以唐纵并不喜欢兼任军统公开职务。二、化整为零实行分家军统特务组织从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之日起,发展到1946年3月戴笠摔死之间14年,机构、人员可谓一条直线节节上升。其组织包罗万象,有秘密的、公开的,有军事的、警察的,有国内情报组织,有国际情报组织,有中美合作的,还有中苏合作、中英合作的,有邮检,有交检,有电讯组织,有人所共知的干杀人破坏勾当的行动组织……这些组织到抗战期万方数据 囤型型幽竺郑、毛、唐各怀鬼胎、同床异梦。与毛人风苦心维持军统现状相反,郑、唐则主张军统公秘分家,即是让军统组织的秘密机构和公开机构各立门户,实行分家,自行管理,公开机构从此归属政府机关部门,不再是军统特务组织的外延机构,而秘密机构应与特务处时期那样,完全保持秘密活动形式,以此来欺骗人民与舆论。但实际远不如此,军统特务组织改名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蒋记特务机关仍旧存在,而且更带上一层神秘色彩。19高峰时,内外勤特务、武装特务(不包括义务运用特约通讯员)达12万人之多,现在缩编、分散,当然必得裁汰许多人。裁汰、保留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人员”和“基本人员”,裁汰对象是“一般人员”。所谓“核心人员”,是指在特务处时期参加军统的特务,是资深军统分子。所谓“基本人员”,是指在抗战期间由军统吸收在内勤机构工作,或由军统局先后保送去中央训练团、中央军校,以及从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至于“一般人员”,系指各公开吸收和私人介绍去的特务,以及一直在公开机关工作的,对这些人员进行挑选,酌量保留。必须注意到,有许多人已鄙视这份军统勾当,再不愿为它卖命。还有些特务头子,即军统高级人员,在抢先进入原沦陷区的大中城市接收中都发了横财,洋房、汽车、小老婆、条子等什么都捞到手了。当年怕揭发,受到戴笠惩罚,如今戴笠“呜呼哀哉”了,也就无后顾之忧,乘裁汰机会,溜之大吉,乐得躲在一边“享清福”。还有一些有个人人事关系的大特务,“自谋出路”,离开军统组织,确也被他们捞到较好职位。如: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做署长。王孔安,活动到甘肃保安司令部,当副司令。李肖白活动到湖南警务,当处长,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上海救济总署,任汽车管理处处长。此外,郑介民、毛人风还亲自出面,推荐一些特务到社会各单位干活。诚然,要把被裁汰的特务,一一安插完,又使本人感到满意,也是不容易的。这许多捧着铁饭碗一直以来为虎作伥的特务,此时饭碗没了,一时又混不到饭吃,就演出各类话剧了:有递申请报告的,有拉车叫喝要饭吃的,还有在缫丝厂戴公祠向戴笠遗像哭喊的……郑介民为减轻压力,向蒋介石请准,把一批没有生活来源的军统特务先送各军官总队待命,等待机会予以转业或抽调。在军官总队,是按各人原军阶发给薪津的,军粮、服装等也照此供给。当时被送往军官总队的20000多人,其中在重庆的5000人,在西安约30046年7月,由郑介民任局长、毛人风为副局长的保密局成立,开始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迁入洪公祠新建大楼。保密局既隶属国防部,纳入正轨编制,所以人员被核定数目,内勤各处室缩减为335人(原军统局时1000多人),外勤缩减为6023人,电讯部门则保留了2000多人。但到了1948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保密局外勤组织又膨胀了,增加了2880人。被留在保密局的特务骨干分子,都是由毛人凤亲自审定的,至于原军统其余人员,分配到这些机构:——交通部警察总局:吉章简任总局长。该总局是由军统特务组织掌握的特务武装部队,包括军委会别动军及各别动纵队;忠义救国军及各纵队;交通巡察纵队及三个支队,以及各公路运输处警卫稽查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交警总局先后建有交警总队、铁路交警大队。——内政部警察总署:唐纵任总署长。这个总署是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司扩编而成的。原军统局在各省市掌握的警察局及警察教练所,都交该总署接收指挥,而且再以警察总署职权发展各地的警察局范围;在警察总署没有力量达到的地方,对各个警察局的刑警处、刑警大队,则直接派人去掌握。——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任厅长(后免去保密局长职后,升任国防部次长)。该厅人员,当时不全部由军统派出,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军统组织手里。在军统局改变为保密局后,其掌握的军委会邮电检查处,因为是战时组织,随着抗战胜利而被裁撤,其中一部分交由二厅,另建邮检组,负责邮电检查工作。0人,江西约800人,在湖南、武汉、杭州等地均有上百到二三千。郑介民为了安定被遣散特务的心理,表示这仅是暂时脱离军统的工作关系,允许他们保留有军统的组织关系,等到日后军统编制扩大,增加人员时,给以优先录用。这就为以后的公密关系埋下了伏笔。——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该署战时是由军统局掌握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由于兵工署的名义继续存在,此时改名为兵工署稽查处,其全班人马,都还是原封不动,只是组织上已再不属于保密局的隶属。以上几个机构表面上脱离了保密局,实际是化整为零地从军统组织分散出来,仍是由军统头子领导、军统骨干所把持。保密局依旧可向这些机构介绍人员,这些机构若要人,仍可向保密局提出。老牌军统分子称这种关系为“藕断丝连”。这里还需谈一谈军统特务裁汰与保留。军统局在最三、保密局本部组织人事概况保密局是附设在国防部的一个秘密特务机关,就和早期特务处一样,有自己的隔离的办公去处:南京马台街22号(成立初)洪公祠新建大楼,就是其内勤机关固定办公地方。它不像军统局经常变更、扩充,内万方数据 竺!兰圭兰囹保密局三巨头:潞介民勤各处室名称及人事变动很少。其组织人事概况如下:第三处(人事处)处长李肖白,但李因是湖南人,为毛人凤所忌,遂向湖南省主席王东原推荐,返湘任长沙警察局长,改派郑修元接任处长。这个处并不主管秘密人事,仅办理一些公开关系组织的介绍信和不断请求派工作的特务的工作问题,以及局本部的人事,主管特务的铨叙和任官的奖惩。先后任副处长的有陈楚之、李修凯、赵斌成、袁寄滨。下设三个科。人事行政科,科长邱春华,后任胡文煦。考铨科,科长徐风以,后任谢寄。卡片科,科长孙文忠,后任窦滋树。第四处(电讯处)处长杨震裔,副处长寿维新。该处的报务技术人员基本上保持原军统局该处的技术人员。下设三个科、一个保管室、一个制造所、两个电台。行政科,科长夏晓华,后任严行威。业务科,科长李秀夫。工务科,科长龚琦,后任刘麟台。保管室主任李树声。电机制造所所长黄冕。南京总台总台长倪耐冰,后任李仲英,副总台长郑叔人,监察台台长唐俊杰。第五处(经理处)处长郭旭,副处长张松寿、裘方、唐治。下设四个科。综计科,科长赵重庆。稽核科,科长熊杰。审计科,科长胡礼。出纳科,科长李育启,后任叶世模。第六处(军法处)处长李希成,副处长符世兰。下设两个科和各地监狱。审判科,科长宋辉显,法官郭文翰、王鹤皋、詹三让、何迪生、吴兴汉、张力定等。狱管科,科长甘励行。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海宁路19号等地看守所,均由该处主管。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沈醉,194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为黄天迈、张继勋。1947年12月,郑被免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国防部二厅厅长职,升任国防部次长。此时由毛人凤继任局长职位,徐志道(原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升任副局长。毛的亲信潘其武升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专员、秘书、助理秘书。专员先后有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秘书有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办公室还设文书科,周石甫为科长。局本部设有七个处:第一处(情报处)处长何芝园,后任王惟一。副处长梁福昌,后任吴思俊。下设四个科(军事、党政、经济、中共)、两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军事科,科长田祖荣,后任舒绍鸿。党政科,科长吴思俊,后任汪剑英。中共科,科长张治。经济科,科长韩竞民,后任吴诚文。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一组组长徐梦秋,副组长王方,研究员刘西屏、龚玉泉、邓义陶。第二组组长赵耀斌。这两个组的成员都是中共叛徒,所以毛人风派毛钟书做联络员,名义上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实质上是进行监督。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副处长黄逸公,后任侯定邦。下设四个科和一个组。行动科,主管逮捕、暗杀、破坏,科长张辛慈。侦防科,主管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侦察工作,科长刘子英,后任牛树坤。策反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对解放军及解放区地方武装力量进行“策反”活动,科长沈之岳,后任杨汉敦。心理作战科,向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造谣或蛊惑人心的宣传,科长李健华。技术研究组,专事研究和制造各种爆炸武器及地雷、定时炸弹等,组长刘绍复,组员党佩秀、吴彬如、杜长城、徐轩、张信。8年调任云南站站长,由成希超接任。副处长成希超,后升任处长,由刘镇芳任副处长。下设两个科和两个直属股及汽车队和电话队。庶ill万方数据 161IARCHiVESANDHISTORY务科,科长王凡万,后任罗连任。管理科,科长邓毅夫,因贪污被枪毙,即由赵钰甫接任。收’发股,交通股,均为直属股。汽车队,队长孙超,副队长王济。电话队,队长梁修元。保密局本部还有其他组、室、委、所等机构,计有:布置组组长赵斌成,副组长毛钟新,专员梁福元。该组是专门对解放区或将要被解放的地区搞潜伏布置特务、电台等工作的。下设两个科。第一科,主管东北、华北、西北潜伏,科长李初。第二科,主管东南、西南、华南潜伏,科长任鸿传。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军统中唯一女少将),副组长杨宝璋。该组负责译电、编制密码。文书组组长毛镜秋,副组长郭子良。该组缮写文件和密码通讯。预算室主任朱光斗。该室编制保密局各地组织预算。督察室主任李希成,后任廖华平,副主任汤亚东,专员张鹄,督察王永安、李德芳。督察室的功能与军统局时期的相同,而且在各省站都派有督察,直接归督察室领导。资料室主任周建国,副主任沈骥,编辑揭梦鱼、杨毓聪、周家范。检举室主任毛人风兼,代主任彭恒若,专员陈国桢、王鹤皋、刘淮忠、彭恒若、徐双仪、刘洁波、刘和清。中山室主任李修凯。附设“国汉剧团”和“四一”图书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靖安,后任张严佛。设计委员有斐志伟、吴季玉、俞作柏、陈旭东、金远洵、姜绍谟、曹飞鸿、唐生明、任建冰、田灌夫、张勋、汤牧心。这个机构与军统局时一样,保留储备这些高级特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惟一兼。人事评判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其武兼。财产武器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华平兼。合作社经理袁寄滨,副经理刘钧。万 方数据竺三竺兰兰图医务所所长黄少忠。西医朱庚尧,中医赵荣生,特约医生刘夕惕,检验员潘勤甫,药剂员初月轩,护士陈湘文,会计毛文池。警卫组组长郑耀东、马庆林。特别警卫组组长梁绍洲。这是派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围警卫。该组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增加了人员。招待所所长黎炯珠。该所设在鸡鹅巷53号原特务处对外接头地方。保密局控制的附属(外围)机构罗列如下:(南京)大同新闻社。社长刘启瑞,是军统老特务。副社长兼编辑主任丁匡华,毕业于息烽特训班。该社在抗战前已设在南京,后迁重庆,复员南京后重又开张,专门制造诬蔑中共、苏联及东欧国家材料,胡编乱造,颠倒黑白,其“记者”无非是些四处活动的特务而已。亭亭照相馆。经理王文钊。该相馆是重庆飞虹照相馆迁南京后更名开张的,是南京最大的一家相馆。营业员有王庚水、杨秀峰、张振武。鸿业印刷厂。经理李如澍,副经理周鉴。该厂是南京当年最大的一家印刷厂。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荷光。该所以收集经情报作研究为主要业务,报保密局。中国经济通讯社。社长邓葆光。该社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并配有专用无线电台。该社在各省聘有保密局各省站的特务做通讯员,进行经济情报采访工作。东方图书馆。馆长林斯德。东方书店。经理陈庭荪。上海东方印刷厂。上海青白中小学校。在愚园路,校长刘忠云。上海通运行。经理徐巽明。上海联合广播电台。台长苗灿。华北经济通讯社。社长秦丰川。该社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北平世界科学社。社长唐嗣尧。还有北平经济建设协会、北平民生印刷厂、北平民生广播电台等。另外,还有保密局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40名。这些人有的是在中央各部门供职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的政客,他们是专搞上层情报工作的。(责任编辑:何品)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密局盛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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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康永, 匡垣

档案与史学

ARCHIVES AND HISTORY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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